今（2019）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對何謂「五四精神」的詮釋，分歧卻不斷擴大。目前，五四精神有四種主要的解釋。
第一種認為，五四精神是中國青年對「德先生」和「賽先生」追求和思想解放，「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在這個基礎上，有人進一步提出五四精神是「人的解放」（比如中共在十年前，五四運動九十週年，即2009年的《學習時報》 中刊登〈五四思潮與「人的解放」〉一文）。這種詮釋，可以被稱為自由主義的詮釋。
第二種認為，五四精神其實與民主自由無關，而是民族主義，或者是「愛國主義」。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義詮釋」中也細分為至少兩種：一種是正面的，無需多談。
一種是負面的，認為五四運動是「激進主義」的濫觴，即以「愛國和民族主義」包裝下的「不守法治，不守秩序」的激進思想。在這類批判中，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基本被視為貶義詞。有的詮釋者甚至認為，「民主與自由」是後來附會上去的。這種可以稱為「激進主義詮釋」，列為第三種。
第四種認為，五四精神是共產主義傳入中國的開始，也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界線，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開端。在中共的理論中，五四運動甚至是近代歷史和「現代歷史」的分界線。近年來，由於中國政治風向轉變，更進一步發展為「新時代的五四精神」就是「聽黨話，跟黨走。」這種詮釋可以稱為「共產主義詮釋」。
這四種解釋，看上去並不是一回事，但回顧五四運動的歷史，就可以發現它們其實都各有道理，甚至互相依賴。在回望五四百年，有必要重組這些四種特質的脈絡。
一般來說，五四分為狹義的五四和廣義的五四兩種，前者主要是1919年5月發生的學生運動和工運，後者則要從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談起，直到大約1927年大革命前後為止。如果只著重於狹義的五四，那麼無疑民族主義和激進主義是合適的詮釋，但這樣的目光無法解釋五四運動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意義。其實即便從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說起，也不足以能明瞭整個運動。
滿清在鴉片戰爭之後打開國門，但當時對整個國家的影響相當有限（長遠影響卻不小）。真正的第一個衝擊是1850－60年代的太平天國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前者令滿清統治動搖，漢人軍閥和地方勢力崛起，這是後來中國出現割據勢力的基礎；後者火燒圓明園，令皇帝大失顏面，咸豐皇帝還死在避難中。慈禧太后得以掌權，同時整個上層社會也終於意識到滿清的落後，於是開始了洋務運動，但求通過「中體西用」振興大清。
第二個轉折點是1894－1901年發生的從甲午戰爭到八國聯軍的一系列轉折。甲午戰爭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老大帝國輸給興起的島國；戊戌變法宣告維新運動的失敗，列強紛紛要中國「割地」，劃分勢力範圍；八國聯軍把滿清最後的資本打得一乾二淨；孫中山開始宣傳和發動革命，國内的改革派開始鼓動立憲。在這個過程中，革命和立憲理論在一定範圍内開始傳播。
第三個轉折點是辛亥革命。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然而，由於成功來得相當突然，加上袁世凱背叛共和，加上《民四條約》（即所謂二十一條）又與民眾期望大相逕庭，整個知識界對辛亥革命之後民主在中國的進展大失所望。
以上三次轉折中面臨的同一個問題，知識沒有普及，思想準備不足，變革無法徹底。就是新文化運動應運而生。
新文化運動首先是一場知識普及運動。以上三次運動，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辛亥革命，知識都只在極少數的知識分子所擁有。廣大民眾識字率極低，更談不上對現代知識，包括科學和民主的認識。孫中山和梁啓超等人的動員，雖然大大地擴充了（革命和共和）知識的普及範圍，但這種「大大擴大範圍」是在基數極低的情況下的對比，日本留學生、海外知識華僑和國内知識分子，相對於中國龐大的人口，依然還是滄海一粟。
五四運動被捕的學生去監獄｜Photo Credit: Sidney David Gamble@Wiki Public Domain 客觀而言，當時中國人要獲得知識，存在三個障礙。
第一是識字，方塊字的學習曲線本身就比拼音文字難，因為拼音文字直接能把口語拼寫出來，同理，看到拼音也就能「翻譯」為口語。方塊字雖然也有形聲字能幫助發音，但歸根到底，文字與語音很大程度上是脫節的。
於是這時興起的一個潮流是希望以完全拼音化的文字取代方塊字，就連魯迅也曾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後來出現的潮流是希望發展出簡化漢字，好讓普通人識字，這一度被視為臨時的中間過渡措施。現在中國用簡體字就是這種思潮的產物。
第二是文言文。語言與文字之間的脫節是造成知識難以傳播的第二重因素。即便學會寫字，能掌握口語與字之間的一一對應，不經過專門學習，也很難讀懂文言文，寫出文言文就更加難了。因此，文言文必然是知識傳播的障礙。把「語」和「文」重新一一對應，「我手寫我口」就是白話文運動的主旨。這是新文化運動最深遠的影響。
第三是從外文獲得知識的障礙。最新的知識都來自西方，中文與外文翻譯之難，不需多提。很重要的一點是大部分西方知識在中文中都沒有對應的詞，必須重新造詞。在19世紀後期，是漢語造詞的的一個高峰期，這時有中國的漢語翻譯和日本的漢語翻譯兩種，最後固定下來的是以「和製漢語」為主的體系。
在新文化時期，支持者提出新潮流，即以音譯取代意譯，他們認為，既然這些新詞都是新概念，用上舊翻譯，反而不利於理解。新文化運動出現了很多後來看上去很古怪的翻譯，標志性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都是這種思潮的產物。後來這個風氣也沒有維持下來，最終大部分的西方詞匯還是通過意譯的形式保留下來（包括一堆和製漢語）。順便說一句，日本的片假名運動（即用片假名拼寫外文，而不再「和製漢語」）是在二戰之後才開始的，這倒是與新文化運動提倡的音譯方案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想而知，新文化運動這種規模的變革，影響的不僅僅是「我手寫我口」這麼簡單。它首先提倡知識普及，這意味著知識不再掌握在少數人手裡。而知識普及的後果就是，原先掌握「舊文字」的人處於高位，現在要讓位給提倡「新文字」的領導者。這是一種社會權力的轉移關係，也是話語權轉移的必要。當時很多「舊文字」即堅持用文言寫作的人，一下子從「文化偶像」的地位被貶低到社會進步的對立面，成為嘲諷的對象。更進一步的是，「新文字」和「新知識」是一體的。且不說很多「新文字」的領導者就是師從西方，提倡「舊知識」就沒有必要用「新文字」已是一個簡單的邏輯。於是新文化運動提倡「打倒孔家店」即推翻儒家的統治性地位，成為一種社會思想的革命，導致社會範式的轉移，這是符合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儒家以仁、恕、誠、孝為核心價值，著重君子的品德修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成，重視五倫與家族倫理，提倡教化和仁政。從秩序的角度看，它強調上下尊卑的秩序與忠孝思想。「打倒孔家店」的必然後果就是提倡人性的解放的「自由主義」，以及打破現有秩序的「激進主義」。可以說，（狹義的）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等「激進」的運動，也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必然後果。
新文化運動不是無源之水，其旗手們大都存在「救國」思想。如前所述，正因為對國家現狀的不滿，才讓他們認識到知識傳播對「救國」的必要性。因此，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自始至終貫徹在「廣義」的五四運動中，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在1919年才出現。
社會變革一般都有一場標誌性的運動，徹底動員整個社會。狹義的五四運動就成為這個變革的高峰和標志。正是在這點，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學生運動找到了「廣義」和「狹義」之間的鏈接點。
參與五四運動學生在北平舉著國旗遊行｜Photo Credit: Unknown@Wiki Public Domain 學生運動源於中國參加一戰後，政府和社會輿論對戰後秩序有值得理解但不切實際的期望。學生運動關切的是山東權益。這在1915年的公佈二十一條的時候已引發不滿。但客觀而言，在1917年美國參戰和1918年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之前，沒有多少人會期望能通過戰爭「收回」山東權益。畢竟中國是弱國，在一戰中貢獻很小，日本通過戰爭趕走德國人、而且中國和日本已經簽訂《民四條約》，規定「日本國政府於現下之戰役終結後，膠州灣租借地全然歸日本國自由處分……」正是威爾遜「民族自決」、「廢除秘密外交」、建立「國際聯盟」等倡議，提高了中國知識界的期望。
同受威爾遜主張的鼓舞，朝鮮也出現「三一運動」，反對日本殖民，成為五四運動的先聲。巴黎和會中，中國提出收復山東主權在現實政治中得不到支持，才誘發了學生運動。這樣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才一下子在新文化運動中占據中心位置。在認識到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重要性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其實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早就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價值。
五四運動的最後一個面是共產主義。在中共的論述中，有不少誇大其詞的地方，但說五四運動與共產主義無關也是錯誤的。1919年六月，上海工人大罷工（以及商人罷市），聲援北京學生，不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相繼被免職，大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這是中國第一次工人運動，也成為五四運動中促使政府拒簽和約的最後一根稻草。在五四運動之後，頭面人物之一陳獨秀在蘇聯的幫助下，組建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第一位總書記，很多加入共產黨的人都參與過五四運動。此後，中國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多為共產黨所組織。這些都是五四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的聯繫。
共產主義的傳入，本來就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在對威爾遜主義幻想破滅之後的另一個選擇。當時選擇還有不少，但最終是共產主義笑到最後。重要的是，在當時共產主義與德先生、賽先生並非對立。相反，共產主義既提倡民主（人民當家做主，以及列寧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也標榜自己是「科學社會主義」，是正宗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當時青年接受共產主義，不是洗腦盲從，而是獨立思考之後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主義確實是五四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
綜上所述，對五四運動的四種認識並非互相排斥，它們都是這場複雜的運動的不同方面，只強調任何一面都有失偏頗。
延伸閱讀 五四運動100週年：是民主科學的啟蒙，還是民粹自卑的疊加？ 「五四運動」未竟之功：簡體字才是進步的中文文字，但許多台灣人搞不清楚狀況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